1975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吴桂贤发现自己名列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她感到十分震惊。作为一名来自陕西国棉一厂的女工，年仅37岁的她并没有丰富的中央机关工作经验，且家庭背景也不显赫，熟悉的环境仅是车间的纺织机器声。吴桂贤很快前去找周恩来，坦率表达了对自己能力的担忧，周恩来则安慰她，这只是候选名单，能否当选还需看会议的结果。几天后，吴桂贤顺利当选副总理，和她一起进入国务院的还有陈永贵和孙健等。

虽然身处高位，她并没有太多“高高在上”的感觉，甚至没有准备足够的换洗衣物和粮票。她的月工资仍是67.2元，中央会议期间的伙食和茶水费用都需自行承担，伙食费高达60多元，她只好请求炊事员降低标准。会议上，每杯茶还需付三角钱，这让她感到不舍，干脆不喝。

以上的生活并不算大问题，真正让她感到不适应的是工作的方式和流程。按规定，中央领导旁应设有秘书和警卫，但吴桂贤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处理事务，没有需求秘书。随着文件越来越多，她不得不自己负责管理和归档，甚至曾因找不到重要文件而四处翻找，最终发现文件卡在了抽屉缝隙里。经过这些挫折，她明白中央的工作程序与基层截然不同，后来中央办公厅调来女干部王杰作为她的秘书，文件处理才逐步走上正轨。至于警卫，她始终没有提出要求，这种谨慎源于她多年的工人生活经历。 球友会

吴桂贤于1938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年幼时便体验过艰难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她的家庭状况依然紧张。13岁时，她独自前往陕西投亲，得知西北国棉一厂在招工便赶去应聘，因未满16岁而隐瞒年龄。刚到厂里，她和同事们对电灯充满好奇，甚至不知道如何关灯，却在赵梦桃的陪伴下逐渐掌握了技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工。

1963年赵梦桃因病去世，吴桂贤悲痛之余接过了责任，在生产岗位上不断提升自己，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中共重要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她的上升并非偶然，而是工人代表制度和劳动模范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围绕吴桂贤和陈永贵的工作方式，毛主席提出了三三制的安排，明确支持他们每年分配时间到中央工作、参与基层劳动和进行调查研究。

1975年9月，吴桂贤获得回到西北国棉一厂的许可，不仅仅是听汇报，她重返工作岗位，与女工们共同奋斗，负责纺织工业，了解当时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强调实际生产的重要性。1977年，吴桂贤决定彻底回归工厂，在那里复任党委副书记和工会主席，积极推动设备改造。1988年，她加入了深圳的纺织企业建设，成为合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将企业发展为当地的纳税大户。无论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工厂，她始终关注能通过产量和工人收入衡量的具体贡献。 球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