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北京的秋季来得异常迅速。八月刚过去，街边的槐树便开始变黄，长安街的路灯比夏天早早亮起。天色尚未全暗时，街灯一盏接一盏地点亮。中南海外静谧的氛围中，偶尔有几辆黑色轿车驶过，车轮碾过地面的槐花，发出轻微的声响。那段时间，军营的气氛格外安静，这种安静与战斗前的紧张截然不同，仿佛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待定功行赏。

讨论功行赏的事情看似简单，但其实沉重得让许多人夜不能寐。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突然之间变得沉默。每个人都在意“说法”，经历战斗后的他们希望最终能有一个交代。这种交代涉及的因素繁杂，如何评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不满。在总干部部，罗荣桓和他的团队日以继夜地忙碌着，评定军衔的标准看似明确，但落实到个人时却是模糊不清。有的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头衔，有人曾在白区工作，有人则是从战斗中归来。

解方是一个经历多重磨难的军人，从小生活在一个艰难的家庭环境中，父亲的二房让他目睹母亲的辛酸。年轻时，他立志学医，但因张学良的一句“大医医国”改变了人生轨迹。解方于一九二八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但在得知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后，决心擅自离队，拒绝做一个沉默的中国人。 球友会

回国后，他加入东北军，最终成为天津保安总队的总队长。面对日军挑衅，他依靠自己的能力与对方交涉。虽然最终因南京政府的态度而辞职，但却在旧军队中赢得了尊严。随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五十一军的工委书记，白天在旧军队混迹，夜晚为新信仰奋斗。

四年后，身份暴露的解方辗转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并赋予了新名字。1941年，他在延安开始新的革命生活。1950年，从海南岛战斗归来的解方，在吴汉调令面前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妻子刚刚生产，但他毅然前往安东担任第十三兵团的参谋长。这一切让他意识到，个人的责任与使命感时常高于家庭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