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自1987年从加沙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独立出来，其创始人亚辛是一位坐轮椅的宗教学者。起初，哈马斯与伊朗并无太多联系：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社会政治运动，一个以什叶派神权为核心的国家，教义与利益上存在鸿沟。真正把两者紧密绑在一起的是1990年代初的一次流亡潮——以色列在1992年前后将包括亚辛在内的数百名核心成员驱逐到黎巴嫩南部，恰好落入伊朗支持的培训体系之中。伊朗革命卫队在贝卡谷地的训练营为这些人提供爆破、狙击和地道战等军事训练，并帮助搭建资金与武器供应链。此后二十多年，这种从试探到深度依赖的关系使哈马斯成为德黑兰在地区代理人体系中重要一环。

关于伊朗对哈马斯的资助规模，外界长期有估算与争论。过去的评估显示，伊朗对哈马斯的金援和技术转让数额巨大，累计投入已达数十亿美元，同时包括大量火箭零部件与无人机技术支持。加沙地下那套被称为“加沙地铁”的隧道网络、相对完善的通风与指挥设施，都受到伊朗工程顾问的远程协助。2021年以色列在“卫墙行动”后，伊朗又向哈马斯追加了远程火箭技术，使其具备打击特拉维夫、海法等地的能力。种种投入令德黑兰在哈马斯身上形成了长期战略投注。

但2013年以来、尤其是2023年10月7日那轮突袭，改变了局势。由哈马斯军事领导层策划的一次越境攻击造成以色列大量伤亡与人质事件，震惊了整个区域。事后多方情报显示，伊朗高层并未对行动的具体时间与规模完全掌握——德黑兰只知大体方向而非细节。革命卫队领导者最初对袭击表示支持，随即却被以色列的猛烈反击所震动。加沙遭受密集轰炸两周之后，伊朗最高层发出“不主动扩大冲突”的指令，反映出对战事蔓延与难以控制后果的深切担忧。 球友会

随后，以色列在情报与远程打击能力上连连得手，针对哈马斯及其同盟实施定点清除行动。多位高级指挥官在海外或加沙被击毙，哈马斯军事体系遭受重创。第一代与第二代的多名核心人物相继丧失，组织的指挥链与战斗力明显受损。与此同时，抵抗阵营中其他重要支柱也接连受挫：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在短期内受到重大打击，导弹库存严重受损；叙利亚战局突变，长期作为什叶派走廊一部分的陆路联系被切断，驻叙武装撤离，巨额军事投入化为损失。

对伊朗来说，最沉重的一击是针对其核与军事设施的空袭冲突。一次大规模打击集中于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等核设施核心节点，多名核科学家与高级军官遇害。尽管伊朗发射了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反击，但不少被防空系统拦截，本土工业与能源基础设施亦遭损害。战后在第三方斡旋下达成停火并接受对核计划的重大限制，国内经济与社会因此陷入动荡：货币暴跌、通胀飙升，政治分歧公开化，执政团队面临巨大压力。

在这种外部压力与内部危机并存的环境中，哈马斯内部的分裂加剧。主要分化为两派：驻卡塔尔的政治局阵营倾向于接受停火与止损，由哈利勒·哈亚等人代表，掌握资金与外交通道；留守加沙的军事派则坚持以武力继续抗争，盼望“打到最后一发子弹”。在资源与外部支持日趋紧张的大背景下，多哈派的筹码逐渐占优。外部势力介入调停后，卡塔尔、土耳其以及美国方面的斡旋令多哈派最终取得更多决策话语权。 球友会

进入2026年，围绕加沙的后续处置出现了多国参与的方案。框架要求哈马斯分阶段上交重型武器并提交地道坐标、交还剩余人质遗骸、放弃对加沙的行政管理权，由埃及、阿联酋、沙特和约旦等国牵头组成过渡管理机构接手。以色列在实现阶段性撤军的同时，保留关键走廊与缓冲区的军事存在。按照这一安排，联合国与国际监督机构进入加沙核查，已出现首批重武器交接的报道。对哈马斯而言，换取的仅是部分领导人的赦免与有限的政治参与权，与其创立时承诺的“结束占领、建立国家”目标存在巨大差距。

这一连串事件标志着中东地缘政治的快速重组。长期以来依靠的代理网与武装走廊在短时间内被削弱或瓦解，地区力量对比与外交算计随之重排。伊朗多年在哈马斯上的投入，既有无法忽视的战略收益，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当代理人能否按既定节奏行动、外部回应的强度与代价、以及地区外交的再平衡，最终共同决定了德黑兰在这一局势中的得失。